陌生的家乡 —— 记者回乡手记

对于在大城市谋生的许多人来说，家乡既熟悉，又陌生，记者也不例外。
2011年，通货膨胀、房地产调控、城镇化加速等等，让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增长速度与模式，接受着更深层次的挑战。
春节期间，本刊数位记者用自己的见闻与访问，梳理着家乡的故事，希望能记录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“家乡版”。这其中有城镇化中“被上楼的农民”，有突然闯入的矿石开采者，有汽车在乡村迅速普及的颠簸，也有地方经济微妙的减速信号以及日益颠覆的乡镇生意人形象等等。
不可否认，城市与乡村在大环境的推动下加速裂变。目睹并体验真实发生的故事与变化，可以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中国经济脉搏的跳动，这些神经末梢以最真实的方式演绎着经济的冷暖与跌宕。
很多时候，好消息与坏消息交织，好与坏已难以分清。但无论如何，中国的西部以及乡镇，已不再封闭，不管是见识日长的当地生意人，还是主动到千里之外的乡镇寻找机会的各路企业，都逐渐让传统的城乡为之一变。当然，其中有鲜明的利益获得者，更有被损害者。

在乡村，汽车不仅是代步工具，更是谋生的工具，但汽车社会应有的规则，却近乎空白

一辆讴歌MDX跟一台农用拖拉机摆在一起，是不是有种不和谐的“幽默感”？

当我向正在开车的堂哥描述这个场景时，他有点迷茫。他开一辆桔色的雪佛兰SPARK。看上去，他对这辆车的性能很满意。车子蒙尘已久，喇叭也有些沙哑，但在前一个主人的手里，只开了7000多公里。至于讴歌，他压根儿没听说过。他最喜欢的还是大众的普桑，只是觉得太费油了。他曾买过一辆二手普桑，后来转手卖掉了，倒手的过程没挣也没赔。

我们的目的地是40公里外的亲戚家。沿途有的地方道路很窄，没有划分车道，拖拉机、摩托车、卡车和各个档次的轿车，挤成一团。

交警当然是看不到的。这个北方的乡村，此刻充斥着各种汽车的喇叭声和刺鼻的尾气味。对于这个汽车保有量超过1亿辆的国家而言，置身于家乡，可以更真切地体会到迅速爆发的乡村与城镇购车需求，和与之相匹配的汽车社会观念及规则正在发生着激烈的冲撞。

堂哥午饭时喝了二两多白酒，脸红扑扑的。一个朋友打来电话，请他开车带自己去市里办点事，他爽快地答应。

快到市里，他才想起驾照没带。实际上，他并没有随身携带驾照的习惯。他的职业是在煤矿开运煤车，那个小本一直被他放在卡车里。

单纯从数字上看，这是一份收入颇高的工作。如果有活干，一天能挣一千多元。光是2011年下半年，他就挣了10万。但如果运气不好，不但会整天没活干，一天还要交两百多元的保险。虽然这个数字让他的心头隐隐作痛，但这是一项不得不做的“投资”。每年过年，他都会在车头贴上“出入平安”的春联，图个吉利，但真正的平安，仍旧需要更多的保障。其中最重要的一项，来自保险公司。一旦在路上发生意外事故，赔偿的标准从40万－60万元不等。如果没有给车辆上保险，这笔巨款足以让肇事方几年的积蓄一扫而光。

对卡车驾驶经验丰富的他来说，与其说小小的SPARK是代步工具，不如说是一个难度系数极低的玩具。

他上班的地方离老家有几十公里，节假日的时候，他一手捏着烟，一手扶着方向盘，以近百公里的时速行驶在从城市到乡村的马路上，车里坐着已有几个月身孕的堂嫂。平时吃完饭没事，他会开着这辆“玩具”去邻村打麻将。

没错，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麻将爱好者，结婚前如此，婚后也没变。一年前他结婚时，在我们那个小县城，红色的马自达3很流行。车主往往是女的，有不错的工作，马3平时家用，遇到周边乡镇有婚事，这些女车主们就会在婚庆公司的组织下成为婚车队的一员。除了沾沾喜气，每天也有三五百元的收入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因为马自达在当地没有4S店，每次保养都要开车到烟台去，单程两个小时左右。这还不算太夸张的。堂哥还听过一个段子，段子的主人公是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，在新疆买辆宝马7系，保养一次需要开1700公里。

在堂哥的朋友圈子里，除了麻将，汽车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谈资。

他有个朋友就在北京倒二手车。2011年，由于限牌政策的出台，北京的二手车置换加快，数量上升，但卖车难度增加。这给有心人提供了赚钱的机会。来拜年时，那位在北京发财的朋友开了一辆银灰色的现代伊兰特。虽然路况不好，坑坑洼洼，但酒后微醺的他没有减速的意思，“马上就换奥迪A4，这辆伊兰特就当拖拉机开了。”

春节后第五天，堂哥开车送我去市里坐长途汽车，那辆被他视为玩具的SPARK一路沉默。头天晚上，他像往常一样开车去邻村打麻将，结果路上把喇叭给颠坏了。

假如早生几十年，我会和祖祖辈辈一样，在大山里度过辛劳而短暂的一生。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，所有的悲喜都联结在那片土地上——然而我赶上了这个剧变的时代，真不知道该庆幸还是悲哀。

我出生在湖南省祁东县的山村里，在那度过了最幸福的时光。我对那里有着非常复杂的感情。自从2005年接触摄影，我开始尝试以家乡为拍摄题材。目前，那里正被政府改造成一个工业园，高铁也修了，变迁就这么具体地发生在眼前。我端着相机，却不知道怎么去拍。

“这路怎么变成这样了？”我有点吃惊地向车窗外望去，发现路基断裂，原来平坦的水泥路面凸凹不平，车轮的痕迹已经把很深的裂口磨得平滑。这是从我家所在的小镇通往外面世界的唯一一条公路。

“都是让拉大理石的车给轧坏的。”旁边一位乡亲气愤地说，“载重几十吨的大卡车，没日没夜地跑，这路能好吗？”他说，直到农历小年，这些庞然大物才消停下来，“住在公路边简直是受罪，感觉地都在震动，天还没亮就被喇叭吵醒了。”

两年前，自从在家乡的山中发现大理石之后，这个鸡犬相闻、与世无争的小镇变得喧嚣无比。在乡亲们的描述中，这些横冲直撞的大卡车，简直就是不折不扣的入侵者。操纵这些入侵者的，是来自福建的大理石开采商人。我很好奇，这些商人是通过什么途径，纷纷到这个数千里之外的小镇淘金的？

“招商引资呗。招来几千万，政府天天拿这个当政绩呢！”这位乡亲说，开采大理石的企业要求注册资本超过2000万元，本地没有这么大的企业，就招来了福建人。他对福建人和政府招商引资的态度，在当地很有代表性，那就是不屑和不满。他讲了2011年闹得很大的一件事，开采大理石的冷却剂导致水源大面积污染，家乡最大的一座水库出现鱼类大面积死亡。

“哼！”他冷笑一声，“福建人不用我们本地人而用外地人，因为外地人更便于控制。”他说，2011年冬天一家采石厂曾发生过一次爆炸事故，导致3人当场死亡，“这些出事的外地人当时就被送走了，最后上报给政府的是一人重伤。”

“我不这么看。”他很怀疑地说，“福建人交的税，我看还不够把这条路修好的！”

小镇上的人谈起大理石，谈起福建人，总带着一种微妙而复杂的情感。实际上，福建人不仅在迅速破坏着家乡小镇的生态环境，也在迅速冲击着小镇的观念。在福建人到来前，如果谁家有二三十万存款就会显得非常富足；现在，身家几千万的福建人就在眼前，几十万就显得不足道了。很多人都在盘算，有什么样的门道可以挤进开采商的行列？当然，只有那些头脑灵活的人，才能迅速搭上福建人的顺风车。

小镇上的采石厂现在已有40多家，但是真正有开采资格的，只有两家福建人开的大厂。剩下的都是挂靠这两家大厂，作为它的分公司，为此每年要交给大厂一两百万。这样的小厂，有相当部分都是小镇上头脑灵活的人开的，启动资金也只要一两百万。但真正的关键，是疏通政府里面的关系，让他们对于这种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毕竟这是个小地方，谁干了什么事大家都知道。

大理石，在小镇人眼中曾是再普通不过的石头，而今突然变成了财富的等价物。它就像一个万花筒，让五彩斑斓的世间万象在小镇集中爆发，使这里成为中国社会大转型的缩影。问题是，不管作为政府还是投资者，怎样化解经济粗放发展的代价和当地人的敌意呢？

发现大理石之前的小镇，山清水秀，春种秋收，是一个时间过得很缓慢、在自己体系里循环的小世界。福建人的到来，在某些方面突然拉近了它和世界的距离。虽然大多数农民依旧安守本分，依然相信土地和命运。但在他们眼里，世界已经不同。去年，小镇及周边乡村一些青壮年出现了非正常死亡，这类事件总是会被神秘乃至迷信地解读。小镇背后向远处、更远处，是连绵不绝的不知通向何处的大山，离小镇最近的大山，有一座叫“狮子头”。由于这座山上的大理石最为上乘，听说现在都已经快被削平了。

过年的鞭炮声钻入耳朵。我举着相机从家望出去，眼前是我看过无数遍的风景，江西吉安遂川县新寨村下舍。我离开这里到大城市生活10多年了。眼前的白墙黛瓦房已经变成黄色，曾经是村里王姓家族的祖屋，如今已经没有人再住。它是我从小记忆里不变的画面。远处的村落，不断冒出小高楼，都是外出打工赚了钱的年轻人回乡盖的。与我年纪相仿甚至比我更年轻的小青年，很多都离开这里，去大城市打工生活。

在中国广袤的乡镇农村，更多的生意人在用自己的见识与行动颠覆着他们的传统形象

老好哥属龙，是我二伯家的老大，我们杜家这一代中唯一的生意人。我1994年大学毕业那年，他在老家的县城里开了第一家建材商店，专营瓷砖。一个读书人，一个生意人，从此走入两个世界。

每年春节回塬上老家拜年，一大屋子人寒暄，和他也没太多话说。2008年春节回老家，和他站在家门前的空场上，说了半个小时的话，算是这些年来第一次深入交流。那时，在十里八乡，邻里亲戚中，“杜百万”的名声已经不胫而走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次谈话，令我印象较深的就是，我问他为什么不经营品牌产品，那样生意才能做大；但他对此不以为然。他认为在富平县这样的小地方，对品牌没有多大需求，还是踏踏实实做中低端产品有市场。

这次谈话，让我第一次穿过他朴实憨厚的外表，觉得，嗯，这是一个有头脑的生意人。

有头脑的生意人，如今在中国广袤的乡镇农村，甚至边远落后地区，已不是什么稀缺资源。老好哥的生意做得并不大，到现在家资大概也到不了千万。如果要用我们报道过的大大小小的企业家的标准来衡量，他只能归于入不了我们法眼的个体户。

自2008年那次“采访”后，我们又各自回到自己的世界，直到今年春节。这次接触，再次颠覆了我对一个个体户、生意人的印象。

在我的认识中，商人群体大概可以分为四类，第一类生意做得很大，见识也很深刻；第二类生意做得很大，但见识一般；第三类生意做得不大，也没什么见识；第四类，生意做得不大，但见识却深刻。

第一类商人我们一般称之为企业家；第二类商人我们有时也把他当成是企业家；第三类是中国商人的大多数，如何挣钱、挣更多的钱是他们唯一关心的；第四类商人比较少见，因为一个人的见识往往与他所做事的大小成正比。

老好哥，似乎属于这比较少见的第四类商人。今年过年，我和他先后见过两次。推杯换盏之间，他也打开了话匣子，讲了他对当前政治形势、经济形势、商业趋势的一些认识，讲了他的创业故事，甚至还有对我们家族命运的重新认识。应该说，他的一些观点，正好切中了我们多年来做这本杂志所梳理总结的基本价值观。有一刻，我甚至觉得，他就是我们企业家这一拨的。

这里，我把他的基本看法梳理成三点：第一，他认为，当下中国政坛处在新老交替之际，但左派势力或许将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倒退。这样的苗头，在局部地区不是没有。第二，吴英不该杀。民间借贷反映的是市场对资金的合理需求，法律的规制本身就有问题。第三点，资本运作比做实业来钱快。虽然这一点并非我们杂志所倡导的实业家精神，但却符合中国商业的现实。

对第三点，老好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进行说明。1994年，他迈出了投身商海的第一步。1999年，他在县里置办了第一处门面房，到现在，他已在县城投资了6处门面房，总价值超过600万。而他的生意看起来长进不大，100万流动资金加上100万的存货。这几年获利主要靠的是出租门面房。老好哥认为这就是“商业地产”。不久前，他还一改往日不贷款的习惯，从信用社借钱投了一处门面房。他举例说，他有一处门面房是花15万买的，现在年租金3万多，年投资回报率超过20%。在全国房地产市场一片过冬气氛下，老好哥看到的却是机会。他觉得，在三四线地区，商业地产的风险要远远小于住宅地产，发展空间还很大。

酒酣耳热之际，老好哥也讲出了自己多年来的遗憾。1994年他在县城开店的时候，本来计划五年之后把生意做到省城西安，后因种种原因没有实现。“如果当时进军西安，那我现在可能就是亿万富翁了。”他说他也经常会和县里比他生意做得大的商人、企业家聊天，他觉得很多人见识不如他。他说自己主要靠上网长见识。

老好哥没什么文化。最开始是学油漆工，后来带着弟弟给别人油漆家具。记得有一次，年前40天的时间要给40户人家刷家具，那看起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哥俩干完一家就连夜赶到下一家，有时候敲不开门，就把自行车往苞谷地里一推，和衣而卧。

作为自家兄弟，他还对我们家族的命运作了另一番“解读”。我祖爷爷那一代有田100多亩，应该算是地主吧。到了我爷爷手里，无心经营，大部分都散给乡邻了。按照正统的观点，这是“败家”的行为。老好哥却不这么看。他说，如果爷爷不把家产“败掉”，那解放后划成分的时候，我们家就不可能划成“中农”；我大伯和我爸爸就不可能当兵，我二姑就不可能上工农兵大学

说实话，虽然身为读书人，我从来没往这方面想过。有这样的“辩证思维”、“逆向思维”，难怪他成了生意人。

大学毕业后每次回家，都发现家乡潜移默化的改变，把现在的画面和高考那年的记忆联系在一起，发现这个城市陌生到无法想象！

江西的母亲河赣江把这座南方小城——吉安分为河东与河西。我的家在赣江西岸，父亲是船老大，中学则坐落在赣江中间的一个岛上，所以这段水域基本就是我的生活。而如今，这里正在打造吉安最好的临江住宅，风格迥异的豪华楼盘就矗立在那里。对岸河东曾经是农村，现在也变成经济开发区。

村子即将被拆，成为山东省武城县郝王庄镇草屯村村民2012年过年时谈论的主要话题。“我们并不想拆掉自家平房去住楼房，村里大多数人也不愿意去。”草屯村的王老伯说。

远在大城市的我们，时常谈论城市化的大趋势，希望在北京、上海买上属于自己的大房子。但返回农村家乡却发现，乡亲们并没有同样的梦想，或者说，城市化过程中他们感到的并不一定是幸福。

不愿上楼，但他们已身不由己。春节刚过，村民们发现门缝里塞了一张红纸，这不是拜年的帖子，而是当地行政部门要求村民在2012年6月30日前必须签字搬走。如果到时不走，不仅每间房屋奖励2000元的拆迁优惠政策将被取消，补偿金也将被扣。

“岁数大了，上下楼不如在平房平地上方便。”王老伯说，“再说我还种着地，上楼后，机动三轮车、农具和收获的粮食也没处放。”王老伯在草屯村世代居住，到他这一辈，已经是十多代了。村子即将被拆除，村东几里之外的新楼尚在建造中。

草屯村将被拆除的背景，是要与北侧两公里的后玄村、前玄村合村并建。两年前，村里的喇叭就喊，要求村民不得新建住房，村里也不再为村民划拨新的宅基地。如果谁家小孩要结婚，只能去相邻几里之外的萱草社区买楼居住，每平方米750元。目前，萱草社区的楼房价格涨到了1000元/平方米，如果不买，未来新楼的价格不知道会不会再涨。

要搬走，就要算笔搬走的账。王老伯家围墙内的面积近360平方米，其中，可以列入补偿的房屋建筑面积近160平方米，庭院200平方米。但当地的补偿政策是，房屋按面积和新旧程度给予补偿，200平米的小院和盖有石棉瓦而不是盖红瓦的房屋并不算钱。按这一标准，王老伯可以获得近6万元的补偿款。如果在6月份之前签字搬走，还可以得到每间2000元的奖励金，五间房屋是1万元。此外，房屋砖瓦如果不要，可以卖给拆迁公司，得到近3500元。所以，王老伯总共可以得到的补偿款数额为7.35万元。而现在新建这样的住房，工料花费就近9万元。按照目前萱草社区每平方米1000元的楼房价格，王老伯7.35万元补偿款，只能买到面积为73.5平方米的楼房，比之前自家360平方米的居住面积缩水了太多。

村子面临拆迁，拆迁之后的土地用途，村民还并不清楚。一说是青岛人要来这里建设酒厂，又说是要建设其它工厂。

实际上，在当地，合村并建已成为一股风潮。逻辑其实并不复杂：地区要发展，需要土地建设产业园区和工厂。但用地指标有限，而如果采用合村并建的方式，则可以腾出大量土地。这个过程中，假如政府为了拆迁某村而补偿村民3000万元，而得到的土地可以卖5000万元，则政府卖地的收益就是2000万元。如果该土地建起工厂，还可以带来更多资金和税收，并能增加就业。

逻辑很好，这个过程中，谁得到了利益，成果如何共享，村民的补偿数额是否恰当，村民的生活水平能否提高，这些都是地方政府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。最关键的是，住上楼房的农民究竟能在这场城市化运动中得到什么？

几十年前，王洛宾创作的歌曲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，让人们知道了青海。现在，青藏铁路让青海不再遥远

2012年春节，安志高没回青海老家过年。他告诉家里人，等2月底过完藏历年，生意不忙了，自己才能回来。

安志高在拉萨。5年前的秋天，他第一次坐火车，新开通不久的青藏铁路把他从家乡带到了千里外的拉萨。不是为旅游，他的目的是“考察市场”。同村的伙伴中有人头两年就去拉萨做小买卖，颇有些收获，安志高也早就动了心。青藏铁路西宁至拉萨段开通，正好打消了他之前对路途遥远、运输不便（公路运输到西藏的物资成本要高出铁路运输50%以上）的顾虑。考察回来后，次年开春，安志高就只身去了拉萨，做起了销售不锈钢制成的小五金产品的买卖，这类商品在当地很受欢迎。

几年下来，这个过去一直在家务农、28岁前从未出过远门的人，在拉萨最繁华的八角街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铺面，还把村里的两三个同乡也鼓动到拉萨做起了小生意。

借助铁路的便利，他们进货的地点也从最早的兰州，换到了距离更远但价格低廉的浙江义乌。他常说，是青藏铁路为他打开了一扇走出去的大门，也改变了他的命运。

自从在拉萨做买卖以来，安志高从没在夏天回过老家。夏天生意好、脱不开身是一方面，火车票难买也是一个关键原因。

每年5月到10月，是青藏铁路最繁忙的时段。这段时间，青藏高原天气转暖，景色宜人，是最适宜的旅游季节。青藏铁路开通后，西宁成为到西藏旅游的一个“中转站”，游客们可以在这里适应一下并不强烈的高原反应，顺便游览青海的风景，青海湖、三江源、可可西里，这些具有神秘色彩的旅游资源对游客颇有吸引力。近几年，青海地方政府也打出了以“大美青海”为主题的宣传推广活动，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进入青海，进而从这里坐火车入藏。

到7、8月份的高峰期，西宁前往西藏的火车票可谓“一票难求”。一位曾经的“黄牛”说，去年夏天他手上有两张到拉萨的卧铺票，很多人想加200元拿票，他没出手，最后，一对夫妇以每张票加500元的高价买走了。

人蜂拥着来了，总得有地方住，过去西宁数得上的星级宾馆寥寥无几，从2007年开始，投资建酒店的人越来越多。看好宾馆酒店业发展的，不仅是有经验的公司，还有小有积蓄的个体户。一时间，西宁的大街小巷出现了许多新建的酒店宾馆。

据统计，西宁市现有各类宾馆611家，床位43779张，其中，星级宾馆52家，床位数11793张。旺季的价格比淡季高出一倍是常有的，就这样，有时还订不到房间。

旅游业，无疑是青藏铁路开通后最热门的产业。截至2011年年中，青海旅游累计接待人次超过5000万，实现旅游总收入逾260亿元。而2006年到2011年间，青海GDP由641.05亿元猛增至1622亿元。

青海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从去年3月开始，老的青藏铁路西宁站关闭，到2013年，一座规模宏大、设施一流的新火车站将在原址上开始运营。

几十年前，王洛宾创作的歌曲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，让人们知道了青海。现在，青海不再遥远。

有人说，“心之所安，便是故乡，便是乐土”。在我离开家读书工作的这些年，每次想到这个位于江苏无锡的小镇，都内心安定。但就这两年，它突然变得冷漠，让我体味了何谓“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”——出生的村子被夷为平地，农田不见了，小河被填埋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建筑吊塔。

像中国大多数农村和乡镇一样，农民们都“情愿”或“不情愿”地搬进统一规划的拆迁安居小区，每家分到1-3套小房子，还有一些补偿。年轻人盼着拆迁，可是老年人却舍不得离开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庄。对他们来说，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落叶可归之根。

春节前夕，我从北京直飞长沙，踏上了返乡之旅。这次回乡略有不同，我并不是一个人，而是在长沙接上了从株洲赶来的姑太奶奶，搭着他们的车一路向西北疾驰，返回家乡常德。

姑太奶奶一家12口人，分驾三辆车，从长沙到常德高速全程差不多147公里，路上最多需要两个小时。今年78岁的姑太奶奶是新中国第一批走出常德的人，她年轻时从常德远嫁株洲，后来由于生活和工作的关系，很少回家。最近一次回家是在25年前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她。在姑太奶奶的记忆里，家乡常德有跃进、有饥荒、有斗争、有只顾自己喝酒饿死老婆的丈夫，还有冬天里打赤脚的孩子。人老常思亲，这几年，她一直惦记着把祖辈的坟头拢一拢。

“老头子建议穿一件浅色的棉袄，说好看，显年轻。”姑太奶奶有她那个年代读书人的严谨和精致，头发花白但依然细心打理，对老头子胸襟上的一点点污渍，也会教训说太不讲究。姑太老爷是湖南攸县人，当年是地下党，今年元旦刚接受过温家宝总理的接见，88岁的老人家把总理说给他的话记在纸上，随身带着。如今他们的后辈都在株洲扎了根，孙女婿自己创业，生产列车零件。

常德的变化着实让他们惊讶，宽阔的高速路，繁忙的车流，正在建设中的高楼不时闪过。在这样一个三线城市，随着中国经济向纵深发展，机会正越来越多。在德山经济开发区，炙手可热的三一重工、中联重科两家企业已经建立了工厂，很多年轻人选择在当地就业。

家附近的桃花源机场正准备大肆扩建。地标显示，这次扩建占据了大量的农田，很多人家的房子已经被推倒。看到这一切，姑太奶奶惊奇不已，因为在她离家的时候，这里还只是个小型战备机场，而现在已经是一家有多条航线的民用机场。

实际上，中国正处于建设机场的热情之中，中国人喜欢登峰造极，大、更大、还要大。尽管常德这样一个内陆城市，并没有多大的吞吐量，但是我们需要体面的对外窗口。为了满足大兴土木的土地需求，这里的人将不得不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土地，到别处开始新的生活。也许再过几年，常德桃花源机场会一改现在的陈旧，在规模上向国际化迈进。

现在的常德乡镇，家家户户都算殷实，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，会在家配上电脑，只是在他们出外工作后，老人就把电脑当作摆设。除此之外，私家车的普及率非常高，亲友们几乎都在近一两年买了车。宽阔的马路上，跑起来舒适度要比在北京高得多。

春节期间，需要到众多亲戚家走动，多亏有90后表弟的雪佛兰轿车代步。表弟技校没有毕业就弃学，到工地学开挖土机，在中国大兴土木的时代，他所能得到的收入，往往比北京办公室的普通白领要多得多。

已经在广东中山安家的舅舅今年也回到了家乡，他是第二代走出去的常德人。20年前，湖南兴起了南下打工潮流，舅舅也不顾阻拦跟随而去，“我可没有打算留在中山，对我来讲，这里才是我的家，等到老了我还是会落叶归根。”他说，自己在中山待了十几年，想要入籍中山很容易，但常德这样一个三线城市，未来还有很广阔的发展空间，他认为能得到的红利还有很多。

对于我和表弟这样的第三代闯荡者来说，常德则是一个吸引力不断增加，却在逐渐远离自己的城市。“姐姐，过完年以后我准备去缅甸工作。”19岁的表弟在车上对我说。尽管家境殷实，但他还是要出去闯一闯，我问他护照办好了没有，他很茫然，似乎并不清楚出国是要护照的。

我的家乡在石油城大庆。每年春节，我都会开车去寻找家乡的变化。近几年，市政府提出“建设百湖城市保护湿地”，给大庆人的居住环境带来显著变化。

大庆的房价也经历了快速上涨，从每平方米1000元涨到最高7000元。很多地方，就像画面中的东风新村，高楼拔地而起。大年初二，人们在楼前的雪堆旁玩耍。这种中国式“人造景观”隐约带着一点戏谑之味。

妈妈刚学会斗地主，经常把欢乐豆输光，爸爸一有空就帮她打牌攒欢乐豆；爸爸抱怨有人总是早起偷他的菜，妈妈就在清晨帮他收菜

大年初一，我在沈阳的寒冷天气和《植物大战僵尸》的音乐声中醒来。妈妈5点多就起床打开电脑，就算过节，她也要争分夺秒，趁着去亲戚家串门之前玩上一把。她不喜欢大型网游，更喜欢休闲游戏，每年春节回家我都会推荐给她一款新游戏。

父母玩游戏上手慢，但特别有耐心，而且他们对游戏的迷恋丝毫不亚于在网吧刷夜的小青年。十年前我推荐祖玛给他们，当天夜里我就伴着祖玛小球的敲击声入睡，第二天又伴着这个声音醒来。如是几年，一直练习到可以一命通关，现在他们还会拿祖玛练练手。去年回家玩《植物大战僵尸》，第二天他们说我房间里好像有“鬼叫”，随后，他们就开始日夜伴随“鬼叫”奋战。类似的事情我从其他人口中也有耳闻，比如有朋友说，他退休在家的父母每天都在QQ上斗地主，不仅买了蓝钻，每个月还要花四五百元买欢乐豆。

他们也浏览新闻，却不输入网址，只用导航；他们也有微博，但只看不发；他们也看视频，却只用客户端，像看电视那样在固定的时段看几个频道的直播。其实，这些都是他们互联网生活的边角余料，QQ才是他们互联网生活的主菜。

某天凌晨3点，我朦胧中感觉有人蹑手蹑脚进房打开电脑，就问了句，妈妈带着歉意悄声说，“继续睡吧，我来偷点菜。”他们偷菜、停车、养鱼、开餐厅，上个世界杯时就为猜中比赛结果赢得牧场里的骆驼雀跃不已。他们不像我，对QQ好友中的陌生人充满敌意，相反，他们对一切能玩社交游戏的人都表示欢迎。

亲情与爱情就在其中体现。比如妈妈刚学会斗地主，经常把欢乐豆输光，爸爸一有空就帮她打牌攒欢乐豆。爸爸抱怨有人总是早起偷走他的菜，妈妈就在清晨帮他收菜。

还曾出现过一次“极品”事件。圣诞节QQ农场举办一项活动，集齐某些农产品就可以赠送种子大礼包。舅舅一个月前就开始筹备，收菜并锁定，没想到锁定只限于本地，活动临结束前，他在另一台电脑操作不慎全部卖掉了。舅舅相当沮丧，脸色沉重一言不发。舅妈知道后，并没有过多安慰，却像指挥战役般排了密密麻麻的一整页计划表，然后挨个打电话给亲友同事分配任务，让他们种完送给舅舅。由于成熟时间不同，她还在作物成熟时电话提醒对方收菜。终于，在任务截止3小时之前，收齐了所有产品。当天晚上，舅舅开始使用QQ签名档，第一条内容是：“感谢帮助我的亲友和同事们！”

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互联网的后来者，他们有时会时尚得出人意料。这也得感谢苹果，为他们扫清障碍，他们对苹果产品的熟悉程度有时会超过我们这些“Windows后遗症”患者。七八年前，妈妈就有了iPod，她使用iPad2已经快一年，现在干脆也把手表换成Nano。

可他们还是互联网的弱势群体，他们接受的服务比北京大打折扣。沈阳不算个小地方，我家也身处闹市，可网购到货经常延期。为了上网方便，他们选择了最贵的中国联通2M的宽带，每年近2000元的网费，可网络经常时断时续，打电话询问服务人员态度也不算友善。

今年大年初二，网络又断了。他们打电话报修，并在工作人员上门之前小心翼翼地把我设置好的WIFI拆掉藏起来。“他们说断网是接路由器自己弄坏的，来了只要看到路由器就不给修。”老爸说。

大年初五，我们从厦门岛内驱车，穿过翔安海底隧道，半小时就到达了位于岛外翔安区的大嶝岛，沿路全是从各地赶来的私家车。而两年前，要从厦门岛内前往这个小渔村，还要绕过集美区，需要两个小时才能到达。这样的状况已经持续了很多年。

如今，偏僻的大嶝岛上一片繁华，酒楼和宾馆随处可见。春节期间，这里人流如织，近两年大量台商的进驻，让这里多了几分“洋气”，日常难以见到的许多台湾商品在这里都有售卖。

岛内居民陈易彬感到惊讶。已经60岁的她，对这个岛屿的记忆依然定格在“难以到达的小渔村”，而眼前的一切将旧印象颠覆了。

十年前，这个距离台湾金门仅1000米的大嶝岛还是个“走私胜地”。为规范管理金厦海域民间小额贸易，促进海峡两岸民间贸易，经批准，大嶝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开业。不过，由于政策制约及两岸情势的影响，市场在运作中遇到了不少坎坷和风雨，众多商家先后撤离。最低潮时，500家店面中仅剩78间营业。小渔村继续被孤立在海上，原住民继续过着清贫的渔民生活。

三年前，建成通车的翔安海底隧道将厦门本岛与翔安区连成为一体，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条海底隧道，也给大嶝岛带来出乎意料的发展机会。大量的客流涌入，旅游、购物、消费，让大嶝岛上的生意逐渐火爆。眼前的一切，让人恍惚有马尔代夫之感——传说中充满异国情调的岛屿，春节期间满眼是蜂拥而至的中国游客。

柯中是大嶝岛的个体经营者，已经在此打拼了十余年，“市场也是这两年才风光起来，最苦的日子，我们只能咬牙忍耐，现在看，坚持下来的都挣到钱了。”柯中说，他最初在这里做根雕生意，去年又开了一间酒楼。

柯中每天在根雕店面与酒楼之间来回跑，16个小时的工作时长让他觉得十分充实，“大女儿在美国读博士，小女儿还在读书。”提到家人，他眼中充满了温情。

在大嶝对台小商品市场之外，翔安机场已经在建设当中，按照规划，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将辐射厦门、漳州、泉州、龙岩、金门区域和粤东、赣南地区，翔安大嶝也将发展成为“航空城”。

经济发展中最受益的还是当地居民，大嶝居民的生活水平好了很多。以前为了生计，居民多到国外打工或者冒险去海上捕鱼，随着大嶝的发展，这些居民不再走出去吃苦，在本地就能找到很好的工作，即使普通餐馆服务员，工资起薪也已经到了2000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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